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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2页）

尖锐的对立不仅存在于高层文职和军事官员中，同时也存在于军队内部。例如：大约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和海军部长保罗·H·尼采收到了一份简短的情况介绍，署名是海军越南评价小组。我最近还回忆起这样一个插曲。一位已退役的海军少将尤金·卡罗尔交给我一本他的上司海军少将吉恩·R·拉罗克的回忆录，里面写道：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海军部长保罗·H·尼采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在和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谈话之后，他、保罗·H·尼采要求我组织一个包括十名海军将级军官和一名海军陆战队将官的小组，去越南进行实地考察，以便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保罗·H·尼采明白地表示他和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那些已为人熟知的情况不感兴趣。此外，他还指示该小组要集中注意力对一九六七年美军在南越的状况和美国可做的选择进行尽可能客观地考察。

遵照海军部长的指示，我召集了十名海军将官和一名海军陆战队准将组成了一个小组，开始着手工作。在越南考察期间，我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莫迈耶将军、库什曼将军、舰队司令员及其舰队参谋人员进行了多次讨论，并询问了各级军官，包括地面部队的军官，部署在南越沿海的舰队上的军官以及扼守在河道入口处的海军军官。

近六个月的时间，该小组考察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这包括：在南越西部和北部边界建一座墙；在港口布雷；大规模空中打击；摧毁江河上的交通运输线；对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被筛选的方案的考察结果是：没有一个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取得预期的军事胜利。

另一个附加的方案提出派遣美国部队到北越去，经海军陆战队官员估计，这将要求在该地区至少增派五十万美军。我们观察小组一致确信，其结果毫无疑问会引起中国对北越的干涉。

我们小组提供的考察结果证明，在越南要取得军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打算把这个报告先提交给海军部长、国防部长和五角大楼的一些高级官员，由于我们这个小组的非正式性质——它并不是由官方指令组成的，还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使得白宫尽力防止我们调查结果的传播，海军作战部副参谋长霍拉西奥·里维罗将军私下强硬地向我表示，该报告的传播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以及我在海军的前途都是不利的。他的坚决反对使我们的调查报告被搁浅了。

尤金·J·卡罗尔将军在他的公开信里告诉我：“是吉恩·拉罗克的独立意志和决心要汇报事实，而不是他政治上的地位。当时越南的形势导致他度过一段短暂的军事生涯后过早地从海军退役。”尤金·J·卡罗尔和吉恩·拉罗克后来成为美国军事思想的雄辩的民间批评家。

参谋长联席会议凶猛的备忘录攻势并没有慑服我，在六月十二日，赛勒斯·R·万斯和我再一次敦促总统拒绝他们的计划。我引证联邦调查局的分析报告，指出我们确信大规模的战争升级将导致一场灾难：“几乎可以肯定，除了颠覆河内政权以外，是没有东西能使北越下决心放弃抵抗，只要他们相信他们有机会赢得在南方的‘消耗战’……而足以使河内政权瓦解的行动也将足以把我们带进与中国和苏联的战争。”我们还强调说：“参谋长们的计划将使美国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他们建议的许多方案都需要调动大规模的防卫力量，与我们所提方案相比，达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将导致数倍的损失。总统在六月十三日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现在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如果他们以前不是被长时间蒙蔽的话——这么多精明强干而又富于经验的军队和文职官员，怎么可能对这种关系人民生命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不进行系统地思考和全面透彻地询问呢？简单地说，这样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程序被“排挤”掉的原因是：越南仅仅是我们面对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一九六○年华盛顿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令总统和他的助手们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如：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我们收到中央情报局关于埃及将要入侵以色列的报告。当然，埃及十分可能得到约旦和叙利亚等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我们担心，假如埃及认为必须达到它的目标——摧毁那个犹太国家——它将会同时接受苏联的支持，而以色列无疑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

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很久以来就计划在六月二日举行会晤，以便就我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进行探讨。当这一天到来时，迫在眉睫的埃及战争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议题。我们比较了对情报的分析和对冲突结果的预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包括谁将获胜：以色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回忆起当时，一方认为以色列会在十天内获胜；另一方则预计七天，但同时我们也都认识到这样一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阻止它。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是无与伦比的，但它提供的情报却是令人担忧的。他们报告说以色列计划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埃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首先进攻无疑会减少以色列的伤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以色列先发动攻势，它将冒失去美国公众支持的风险，因为此举可能招致苏联的干涉从而使美国必然要卷入。

在五月下旬，以色列外交部长阿贝·伊本曾访问华盛顿，林登·B·约翰逊总统邀请他到白宫的家庭住宅区做客。当时总统要迪安·腊斯克和我参加，以便敦促伊本劝说以色列内阁取消率先进攻的计划。我们以为这样做已经成功了。然而，以色列在六月五日进攻了埃及，战争持续了六天，在此期间，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攻势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夺取并控制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

六月五日，像往常一样，我在早晨七点钟到达五角大楼。

一小时之后，我桌上的电话响了，一个声音说道：“我是作战办公室的史密斯上将（我们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保证有一个海军或陆军上将在作战办公室值班）。史密斯将军说：”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接通了热线电话要求与总统通话，我们应该怎样答复他？“

“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问道。

“因为热线的终端在五角大楼。”他回答说。

热线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遗产，它设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但除了检查线路是否畅通外还从未使用过。我甚至不知道它的电话线路终端就在我的办公室下面。我告诉史密斯上将：“将线接到白宫值班室，我要和总统通话。”

我知道林登·B·约翰逊总统正在睡觉，但我还是接通了电话。不出所料，一位在总统卧室外值班的侍卫官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要和总统讲话。

“总统正在休息，不希望被打扰。”他说。

“我知道，但请叫醒他。”

后来我得知，总统与迪安·腊斯克和沃尔特·罗斯托就这次危机进行电话交谈直至凌晨四点。他拿起电话，睡意朦胧地咆哮着：“见鬼，你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总统先生，热线已经接通，阿列克谢·柯西金要与您通话。我们应该说什么？”

“我的上帝，我们应该说什么？”他回答说。

“我建议，告诉他十五分钟后您会在值班室。我马上给迪安·腊斯克打电话，我们在值班室与您会合。”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