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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部分（第1页）

当时有张报纸上说，养鸽子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听说后命令把她养的一群鸽子都处理掉。她养鸽子不只是因为她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也喜欢鸽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爱鸽子，所以不同意执行她的命令。他们争辩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不应该受到伤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由有关单位派来——也起了变化，有人要求把院子里的“四旧”除掉，所以原来挂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联都被拿掉了。

为了排遣忧伤和孤独，她常常弹钢琴、画画（花卉最多），做一些手工艺（她会绣花和编织）。有时她看看旧照片，有她婚后生活的、还有她的双亲和兄弟姐妹的。

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一如往昔。当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她要那些住房不结实的工作人员把家属都搬到她的寓所来住，因为这是过去的王府，建筑坚固，也没有受地震的影响。她仍保持着老习惯——常给工作人员送一些想得很周到的礼物，如冬天送他们暖和的手套、给他们的婴儿送奶粉和小衣服、给他们的大一点的孩子送书，等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地位很高的和普通的一些人的死讯外。她还为其他一些个人的知交的去世感到哀悼。其中一位就是陈乙明（参见第十五章）。这位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受人尊敬的香港会计师，抗战期间在香港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及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努力工作。他是典型的华侨——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他是在英国上学的），但随时准备为推动祖国的进步竭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的生活充满忧伤，……他奋力拼搏……对我们的中国，他永远乐于效力。”①宋庆龄在这里既突出了她最欣赏的个人品格（在逆境中勇敢奋斗），又指出了她所认为的生命有无意义的试金石（为祖国效力）。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6年4月14日。

＇病痛、安慰和忧思＇

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她的病痛继续折磨她，并且常常因为心境不好而加剧。

1973年年中，虽然局势的紧张程度已趋于减弱，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仍说，“5个多月来苦于神经性皮炎……奇痒，夜不成寐……折磨人的疾病”。同年秋天的信中说，“我的两条腿不中用了……肌肉萎缩……希望我能学会自己走到浴室里去……”，“医生要我穿钢背心（治背痛）……”①

①宋庆龄在北京致“亲爱的邻居”，1973年6月15日。

后来又添了些新的麻烦，从气管炎引发高烧，长时间卧床，到关节炎和四次摔跤受伤，其中一次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①

①同上，1973年9月29日、10月25日及11月13日；1975年2月4日。

但她的情绪依然是饱满的，在刚过80岁生日后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亲爱的邻居”，1973年3月23日。

像过去一样，她对自己健康情况的抱怨并不是顾影自怜。而是因为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而生气。有一次因病没能去听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她很沮丧。这个乐团能来北京本来使她很高兴，因为这显示出中国对外比较开放了一点，也因为她很爱古典音乐。（在“文革”初期，贝多芬也被禁，说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腐蚀作用”。）

＇两个女孩子＇

在这段时期里，两个由她抚养大的十几岁小姑娘给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减少一些寂寞，但也带来了许多烦恼。这两个小姑娘的父亲曾是宋庆龄的警卫员，后患了瘫痪，家里孩子太多，无法抚养。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让她们去见她的客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人物），客人们自然也逗她们、夸她们——这对她们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所以，虽然她安排她们去参军（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卫生队），但她们长大后却成为一种逐渐扩大的社会现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后来又扩大到更多的独生子女身上，成为中国在以后时期的一个社会问题。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她们就缠着宋庆龄，要她去找她的外国朋友给她们到专供外宾的商店里买东西。虽然她总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这样做使她处于一种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写信给一个外国朋友说，这两个女孩子“看见同学们穿肉色丝袜，一心想要，但这东西只有友谊商店卖”，所以请这位外国女友帮个忙。另外一次是要买卷发器，“这两个孩子……在别的铺子里买不到。”又有一次，她派她的车送这位外国朋友带这两个纠缠不已的女孩子专门去采购。后来，当她这位朋友打算去国外旅行时，她又写信说一个女孩子Y要个手表，两个各要一套修指甲工具。①

①宋庆龄致奥尔迦·李夫人，1973年7月27日、8月27日、8月29日、9月24日。

这两个女孩子还要她利用她的影响力去为她们的朋友们办事，其中至少有一起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点的那个女孩子Y要她写一封信给一所著名的语言学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师，希望这位女教师设法录取“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品格优秀的人”。这位女教师答应尽力去办，宋庆龄写信道谢。但没有过几个月，这个女孩子对那个小伙子的热劲儿就过去了，于是宋庆龄又不得不写信给那位女教师说，那个年轻人是个骗子，逃避劳动，所以已经不许他再来往了，请这位老师也别让他再来纠缠她。宋庆龄为上次介绍这个年轻人表示歉意，说她当时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求她……帮助一个好同志”，而现在这个女孩子“自己也不理他了”。①

①同上，1975年5月18日、8月13日。

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她不无苦恼地说起“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Y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8年10月1日。

在另一封信里，她抱怨这个女孩子追求寻欢作乐的奢侈生活，像中国许多城市年轻人一样，以为这是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美籍华人妇女“有大商人的头脑、淘金发财很有门道……把她拉去当向导（上高级餐馆等等），违背我的意愿……”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天天出去，丢下工作，“听他们吹美国生活怎么怎么好，听得脑袋都晕了。”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她的老朋友、美籍华裔理查德·杨也帮助过这两个女孩子，她为此也很感谢。在给杨的信中，她说到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在有一封信里，她为大的一个女孩子生气地说：“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①

①同上，1978年6月21日。

从这两种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终没有能够解脱出来。在那个十年和其后的十年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家庭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她也和大伙共命运、同境遇。

关于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可以讲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显示，这个充满考验和磨难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后来是痛苦和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怎样在公私两个方面都使宋庆龄蒙受重大影响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又带着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乐观精神重新出现，不但毫不褪色并且随时准备以新的干劲来加以表现。这个新时期的开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对此，她在给友人罗叔章的信中这样说：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