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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12月29日，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于公历元旦入南京就职。旅沪的广肇潮嘉同乡会募集了70万元军费，以壮临时大总统的行色。

1912年1月1日，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都永矢不忘的一天。上午10时，孙文偕各省代表由上海乘沪宁线专车赴南京。下午5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驶入了下关车站。当晚，孙文到达总统府所在地：旧两江总督署。晚上10时举行总统受任礼，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

中国的君主专制从此结束。

孙文没有忘记举行祭祀天地祖先的仪式。他带着一群甘苦与共的党人，亲自到明太祖孝陵拜祭。孝陵在钟山之阳，当年诸葛孔明登临此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钟山龙蟠”；据说晋元帝曾看见山上有紫气缭绕，因此又把钟山称作紫金山。风水学认为这里是“众山之杰”。康熙年间，洪门五祖立下“反清复明”、恢复炎黄甲胄的宏愿，在经历237年之后，终于由洪门的弟子实现了。

孙文站在钟山北麓，眺望茫茫大地，一时间胸中血气翻涌，不能自已。然而，人们很快发现，真正操控局势的人是袁世凯，而非孙文。袁世凯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他能够左右北京那个小朝廷，他以制造军人骚乱和拉拢党人的办法，使不少人相信孙文无法驾驭各个党派，使之协调一致。

长期以来，史家咸谓，孙文是被同盟会的同志所迫，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但揆诸史实，早在11月16日——距武昌起义时仅一月，南北议和尚未开始，孙文仍在伦敦——他在致国内各省的电报中，已提出推举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但求早日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得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　据胡汉民说，孙文表这个态，是吴敬恒打电报给他出的主意。当时孙文意气飞扬，心情愉快，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他决不会因吴的一封电报，便改变初衷，委婉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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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大国的迷失（19）

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吴电与他不谋而合。尽管是为了表示清高，但出于孙文主动，并非受到外间压力，则殆无疑义。

孙文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狡猾善变”的袁世凯。在他回国时，孙、袁二人的总统呼声都很高，孙文依然主张由袁上台，不过是纵横家的谋略。途经香港时，孙文向胡汉民解释拥袁的动机，只是利用袁来推翻满清，同时要做好打倒袁的准备：“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可见，早在共和政制正式奠基之前，孙文已经在打着“二次革命”的腹稿了。

同盟会的党人都不愿意再打仗，黄鬍子宣称，就算和议不成，他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一定要打，“惟有割腹以谢天下”。　孙文宣告“禅让”，但条件是废黜宣统皇帝和定都南京。袁世凯一口应允。2月12日，大清宣统皇帝退位。紧接着孙文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

孙文对领导这样一个混乱、衰败的国家，缺乏思想准备，他甚至连维持同盟会的团结都做不到。当初同盟会为自己订立的政治目标，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目标，并非只有革命党人才可以做到，袁世凯也可以做到，而且他确实做到了。因此不能说袁篡夺了革命成果，只能说这场革命简直是为袁度身订做的。

“驱除鞑虏”一直是同盟会最有号召力的旗帜。谁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昔日与“鞑虏”斗争的同志凝聚起来，于是，分裂便不可避免了。

导致分裂公开化的关键，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问题。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大会，照例又成了一次吵架大会。对政党政治一往情深的宋教仁认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同盟会就应该变成一个公开的政党，从事宪法国会的运动，代表国民监督政府。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和正确的政治主张。

但在帮会里混久了的会员们则竭力反对，他们认为“革命目的尚未达到，党中还应该保持秘密工作，不宜因侧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把宋教仁等“组党派”称为右派，而“帮会派”则称为左派。左右两派已俨然对立。

在制定约法的问题上，胡汉民和宋教仁大开舌战。宋教仁主张中央集权，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胡是孙文的代言人。孙文虽然还没有放弃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所争持的重点，已由大权独揽的总统制，转向地方分权了。

宋教仁认为，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中央形同虚设，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势必天下大乱。而且只有中央集权，国力才能振复，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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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大国的迷失（20）

“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胡汉民反驳说，“满清末年就是一味想集权，挽救颓势，结果造成中央有权而无责，地方有责而无权。况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和日本相比。美国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也没有分裂。”他特别提醒大家，“这次中国革命的大火，并未烧到北京，那里还是几千年封建专制老巢。如果对他们的野心不加防范，共和马上就完蛋，还谈什么富强？”

宋教仁说：“你不过是怀疑袁世凯罢了。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就算他有野心，也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

胡汉民说：“内阁制完全依靠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非常薄弱，一旦受到压迫，根本无力反抗。今革命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专制与共和互为倚伏。”

两人相持不下，由孙文出面调停，建议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加上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来可以表明革命的意义所在，二来也可以防止个人窃国。这固然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但一纸具文，是否有效，却殊堪怀疑。以一笼统口号，掩盖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辩论，对政治前途未必有利。

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当初在汉口订立的组织大纲，作了重要修改，由美式总统制改为法式内阁制。革命党解释，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当时的情形有类于美国的13州联合，所以宜仿美国采取总统制；现在各省已告统一，宜建单一国家，所以要学法国的内阁制。说穿了，无非是总统制有利于孙文独揽大权，便宜施政；而内阁制则是要钳制袁世凯，防止他独揽大权。

国家政制这么严肃重大的事情，也随便因人而易，可见“民主共和”的血清，在胚胎中就已经受到了污染。

两天以后，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派汪精卫、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为专使，北上请袁世凯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