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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部分（第1页）

当几名南方民主党人在私下与总统的会晤中提出，如果他“软化”他的　观点，那么一切就会好转时，杜鲁门在书面的答复中说，他本人的先祖是南

方联盟的支持者，而他则来自密苏里州“种族歧视”仍在风行的一个地区。

但是，当我听说刚从海外归来的黑人士兵在密西西比州被扔出　军用卡车并遭到毒打时，我对此感到万分厌恶。

不论我作为密苏里人应表现的倾向是什么，作为总统，我知道　这是错误的。我应该为结束这类罪恶而斗争。

在种族问题上，杜鲁门并未完全超越他的背景环境。正如他的某些助手　和秘密保安人员后来所证实的，他的旧的偏见和旧的语言习惯仍持续着，并

偶然在非正式场合显现出来。私下里，他仍可能说出“黑鬼”的用语，似乎　这才是他提到黑人的自然方式。他妹妹告诉乔纳森？丹尼尔斯，哈里在这个

问题上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丹尼尔斯是到密苏里去搜集撰写总统传记的材　料的，他在笔记中写道，一天早上当玛丽？简驱车带他从独立城南下格兰德

维厄时，回头对他说：“哈里对黑人平等问题的看法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一样。”——作为一个南方人，丹尼尔斯对这个声明感到了放心。

但是，玛丽？简像其他人一样，并不明白杜鲁门现在已经懂得（如果其　他人还不懂得的话），作为总统他不能再面对这种明显的不公正而坐视不管

了。他的民权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都写入了一份名叫《保障这些权利》的里程　碑式的报告，揭露的事情是令人震惊的。当一位朋友从“国外”向作为南方

老乡的杜鲁门发出呼吁，写信建议他在民权问题上慎重行事时，杜鲁门从容　地以私人方式详细地复信说：

南部的主要难题在于它们的生活方式落后于这个时代　80　年，　它们从中走出来得越早，对这个国家和它们本身就越有利。我并未

要求社会平等，因为这类东西并不存在，我要求的是对所有人的机　会的平等，并且，只要我处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把这个斗争继续　下去。当暴徒团伙能够把　4

个人揪出来从背后朝他们开枪，而周围　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是谁开的枪却无人就此作证，那么，从执法的观　点来看，这个国家就是处在一种相当糟糕的困境之中。

在南卡罗来纳州，当一位市长和一位市警察局长可以把一名黑　人军士从公共汽车上拉下来加以痛打，并挖出他的一只眼睛，而该

州权力机关对此却置若罔闻，那么，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出了毛病。　在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州铁路上，当烧煤机车被使用时，这工

作就是黑人司炉的事情，因为它是一项使人筋疲力尽的繁重而又肮　脏的工作。一旦这些机车变为使用柴油作燃料，人们射杀黑人司炉

也就成了惯例，许多黑人司炉被谋杀，因为人们认为这项工作现在　已成为一项白领工作，应该由白人来承担。我不能赞成这种状况继

续，我永远也不会赞成，只要我在这儿？？我就要设法纠正它，如　果其结果是以我不能重新当选的失败而告终，那么这将是一场正义　事业的失败？？

这封信中提及的　4　名黑人被暴徒枪杀的事情发生在1946　年　7月佐治亚州　的门罗市。两名黑人及他们的妻子被从一辆小汽车中拽出来残暴地枪杀掉，

他们的尸体都很难辨认。杜鲁门从他的民权委员会的报告中得知，其中的一　名受害者是新近回国的老兵，这件事与黑人士兵在密西西比州被扔出卡车，

以及年轻的黑人军士艾萨克？伍德沃德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贝茨堡被拽下公共　汽车，惨遭警察的毒打并被弄瞎眼睛的事件一样，给杜鲁门造成了难以磨灭

的印象，促使他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很久以后，克拉克？克利福德反映说：“这些年中最惊人最奇妙的进展　就是哈里？杜鲁门成长的能力。”

在所有的总统助手和内阁成员中，没有人比克利福德在推动对民权问题　采取强硬立场方面做得更多了，用克利福德的话来说，这是面对共和党国会

而“力争夺取新高地”的一项更大的努力中的一部分。这是一项以不亚于道　义说服力的慎密研究为基础的战略，因为克利福德在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计划

的情况下是绝不会采取行动的（在高尔夫球场上人们都知道，只要有取胜的　希望，他是绝不会落后的，因为在每打出一杆之前他都要来回挥动着空杆试

打许多次）。一份以“1948　年的政治”为题的特别的秘密报告已经准备好，　这份长达　32　页单行打字纸的文件是由一个名叫小詹姆斯？A？罗的华盛顿年

轻律师、罗斯福总统的前助手起草的，他与劳工领袖、职业政治家以及报纸　编辑人员都进行过谈话。这是一份政情预测，并附有罗所强调的仅仅是在对

“需要做的在政治上有利的事情”的评估的基础上提出的各项建议。由于罗　是托马斯？科科伦的法律合伙人，而这位有影响的“瓶塞子汤米”又是杜鲁

门极不喜欢的人，所以，克利福德决定不告诉杜鲁门罗在这份报告中所起的　作用，而是把它作为自己的报告提交上去。克利福德和乔治？埃尔西做了些

编辑和润色后，这份报告就被看成不说是　1948　年民主党人的行动纲领，也是　一个航行的指南。

罗的著作权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被漠视，但罗对此却不感到什么悲　伤。在这种制度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多年后他写给一位政治学者的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