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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

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