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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经常无法烧开水或做饭。地太湿了，没有干燥的树枝（常常连一点树枝都没有）。人们嚼着没有煮过的硬麦粒，嚼得牙痛。

老红军给青年人不断打气。河水大约三英尺深，但红军到达这里时，河水开始上涨，水流湍急，中央纵队在渡口被阻。邓颖超为她的丈夫周恩来担心，她本人生了病，仍然躺在担架上，也停下不能前进。战士和指挥员都聚集在周围。她问一位指挥员，“河水有多深？　”指挥员回答说，“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她把年青战士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互相手拉着手涉水过河就不会发生问题。蔡畅是毛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身着红军制服，脚穿草鞋，腰带上挂着一支手枪，也在这个纵队。杨定华说，你从她的装束看不出她是一位妇女。但是战士们都熟悉，一下就认出她来了。他们喊道，‘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　唱《马赛曲》。“蔡畅微笑着回答说：”好吧！　别喊了，我给你们唱。“她唱了。杨定华虽听不懂歌词，但也受到了鼓舞。

杨定华还想起长征中其他几位妇女的情况。有一次他看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写着让军队渡江的命令。杨定华知道，康克清七年前参加红军时还是个文盲。看到这个变化，杨内心非常高兴，并为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毛在长沙时的老师、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也在河边，他身边有一头头毛驴。毛走上前来问他为何不骑上毛驴。徐特立解释道，因为毛驴驮着三个病号的行李。徐特立在补他的旧裤子，身上穿着一件破皮袄。他背着的干粮袋里装着八斤炒青裸。

当晚，整个部队渡过了后河，他们高兴地燃起了熊熊的簧火。这次总算踏上了干燥的河岸，也有了干柴。杨定华和几十名战士围在篙火周围取暖、炒青稞和休息，精神又焕发起来了。不一会儿，毛泽东和彭德怀来了，在簧火旁坐下，他们同战士一样，混身都是泥巴，看来很疲劳。

“同志们！　”彭德怀以指挥员的口气，用嘶哑的嗓子喊道，“咱们请毛泽东同志讲点有趣的故事吧！”大家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成仿吾也来了，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他谈到他在日本和欧洲的学习生活以及他如何成为一名作家。遗憾的是，杨定华没有把毛和彭所讲的故事记下来。这是在草地上度过的第三个夜晚。前面还有四天的行程。

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拣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　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　）。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丁甘如在后卫部队，属五军团。他们的部队进入草地时，别人早巳过去了。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参加红军，当时十五岁。

对丁甘如（原为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八四年离休）来说，从爬雪山开始，情况就日趋恶化。藏民不断进行骚扰。丁甘如也认为，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

五军团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穷困的人。有钱人和地主早已跑掉了。如果一个红军战士掉队，少数民族的人就立刻把他抓来剥光他的衣服，让他活活冻死。五军团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丁回忆说，“我们只能吃剩下来的一点东西。有时可找到一头猪，我们总是设法用钱买下来。可是这种情况太少了，因为这一带全都被搜光了。我们只好吃前面的同志们丢下的猪皮。”

他说，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是些多年陈粮，吃起来味同嚼蜡，”他说，“但它毕竟是粮食。”

在后卫部队前面的红军指挥部的人们患了可怕的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就象麻雀从马粪中拣燕麦粒一样，他们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丁甘如说：“草地是对我们最艰苦的考验。”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他在长征中是位医护干部。象大多数同志一样，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

他说，“看起来好象走在一条路上。但在几行人走过去之后，这条路便变成了积满了水的水沟。”

没有可宿营的地方。没有干燥的土地。没有树木。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了。　　姬鹏飞说：“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我们好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默地死去……”

草地的地势高也是原因之一。许多医生自己已体弱有病，但他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沼泽，去寻找那些掉队的人。

徐通今医生一九八四年是解放军医学研究所所长。他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头发，仪表堂堂，带着角质架的眼镜，讲起话来措辞严谨，有权威性。他说，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就象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戴正启医生—九三五年只有十六岁，在红军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他是一位爱思考的人，曾多次回忆过草地的情景。他认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人们生病和死亡还有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冻死、饿死或被藏民的冷枪打死，饮食中缺少盐分，也是一个原因。红军在长征中本来缴获过大量食盐，但是他们怕麻烦，没有带到雪山草地这边来。草地没有盐，他们的食物中缺盐，因此造成死亡。他说：“我看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倒下了。我们赶快跑到他跟前，只听他低声念着家乡的名字说：”告诉我的亲人，我死了。‘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当然，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战士浑身者是湿漉漉的，饥寒交迫。但这不是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因为过去他们也挨过淋，受过冻，挨过饿。虚弱也不是唯一原因，他们在毛儿盖已休息过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草地上渺无人烟，”戴医生说，“这就是原因。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亡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象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道理就在这里。”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

八月二十七日——对某些部队来说是进入草地的第六天——一军团到达巴西，这是草地东北边缘的一个藏族小镇。毛可能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到达的。先头部队总是前进得更快一些，比其它部队要早到几天。

许多部队分别到班佑或阿西或附近其他村落。必须把部队分散开，免得把村子里那一点点粮食都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