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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给徐景贤拨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发发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获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诌诌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

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

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这是一个“后院起火”

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孙蓬一（聂元梓于十六日离沪返京）等等，大会主席为郭仁杰。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杨西光和常溪萍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几乎每一个步入文化广场的人，都得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可以说是“秀才造反宣言”。

现把传单全文摘录于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