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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1页）

她，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墙上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张大字报以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顿时名扬全国，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后，她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四大领袖”之一。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聂元梓此行，颇有来头。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许多“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

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

……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X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

在花园街X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聂元梓继续交代说；

在一两天之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我，说了些恭维话，又谈到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请他帮助我们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我问了王力，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王力说，交给记者就可以了……

哦，原来聂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杀到上海，矛头所向，直指常溪萍。

常溪萍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担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七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虽说他的职务不算小，但他毕竟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他自一九六三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还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江青为什么锋芒直逼常溪萍？为什么密谋指派聂元梓来沪专程“揪常”？

此事说来话长……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辆义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

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集聚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但是，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出场，全场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来暂且填补等待的时间。

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六十四号前。

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义革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

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候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的“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C问江青：“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

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

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

C大喜。聂无梓的脸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十七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

当C风风火火赶到燕南园六十四号，“首长们”已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黄纸头，说了一句话：

“保证转到！”

这一过程，不仅C后来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一二十四日作了详细交代，（C是那张大字报的十七个签名者之一），而且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也谈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