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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7部分（第1页）

时间的准备，而目前长城一线的镇戍军基本上可以保证阻御匈奴人的攻击，所以暂时维持长城镇戍军的数量，从山东、两淮和江东各地抽调出来的军队在洛阳集结后，则马上解散归乡，以减少中央财政的支出。

直道修筑依旧暂时中止。其他中央和地方无助于恢复经济增加赋税收入的工程项目统统搁置，若有违令者，严惩不贷。

在始皇帝的强行干涉下，大秦开始艰难地走上了在保持稳定基础上的发展战略，但距离宝鼎所希望看到的“休养生息、轻赋薄徭”之路还是有巨大的差距，中土的普罗大众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土的统一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变革期，帝国的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无论谁来统治这个新生的帝国，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帝国的内忧除了中央财政的拮据、普罗大众的困苦、关东六国在统一后的混乱，等等这一些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危机，还有眼睛看不到的实际上更严重的忧患，那就是思想文化上的激烈碰撞。

中土的统一表面上看是疆土的统一，但从深层次来说，它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而文化上的统一才是最为艰难的。帝国并没有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中土文化的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算真正的完成了。

“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就是来源于思想文化上的差异，而思想文化的碰撞如果不能解决或者缓解，那么不要说始皇帝打算在十年二十年内结束过渡期实现中央集权是一种奢望，就连武烈侯宝鼎打算在百年内过渡到中央集权制的想法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要解决帝国最深层次的思想上的矛盾，就必须在政治体质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改革不仅仅包括决策制度，还要包括教育制度，而官学和教育制度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大秦的决策制度就是廷议制度，也就是国事决策必须经过朝议，先由中枢小范围商讨，然后再由文武百官进行大朝议，最终结果才是决策。

这一制度来源于周王朝，周王朝的国事决策先由百官廷议已经形成定制，而这种定制由春秋到战国一直得到诸侯国的传承，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法治国后，秦国的廷议制度是最完善的也是执行的最为坚决的。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比如修长城，发动对外战争这种国事，廷议制度当然可以让君主得到最好的决策，反之，比如制定基本国策、册立储君、人事调整等国事，就不是廷议制度可以解决的了，甚至根本就不会经过廷议来完成决策。

为什么解决思想文化上的碰撞首先要修改决策制度？

很简单，帝国是在吞并关东六国之后而建成，关东六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有自己的国策制度，等等，总而言之，帝国若要完全吸收和融合关东六国，首先要制定一系列有助于吸收和融合关东六国的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制定仅靠秦人是肯定不行的，必须让那些了解关东六国的人加入到大秦的决策层，这样拿出来的制度才能符合统一后的帝国的需要。官学和教育制度也是一样，也是首先产自决策层，由决策层来决定帝国的官学和教育制度，而官学和教育制度恰恰是解决“集权”和“分封”矛盾的根本所在。

谁最了解关东六国？

不是关东六国的贵族，他们是统治阶级，他们看不到普罗大众的疾苦，只有出身寒门的大贤才是真正了解关东六国的人。

关东六国的大贤从何处召集？

就是从齐国的稷下学宫，那里汇集了中土诸子百家，大贤云集。

秦国吞并了齐国，也就吞并了稷下学宫，于是齐国把稷下学宫的博士、名士等大贤全部“请”到了咸阳，统统征募为博士。博士参政议政，参加朝议，就此形成一种议政制度，而这就成了大秦决策制度的一种有效补充。

始皇帝之所以建立博士议政制度，其本意是把中土各个各区域的政治势力兼并后，打造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新的政治利益核心。如此一来，始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文化如何统一。

博士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载体，这些博士分别来自关东六国，体现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代表着不同区域的政治利益，把他们集体纳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就如同“车同轨，书同文”一样，体现为以秦文化为主体下的一种多种亚文化的互相兼容和吸收，但在兼容和吸收之前，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首先爆发了激烈的碰撞。

这时候，始皇帝才意识到，大秦必须寻找到一种与统一局面相适应的新思想新文化，否则，大秦不可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统一。

第426章　权当笑谈

大秦的官学是法学，大秦的教育制度是“以吏为师”，虽然宝鼎曾经努力在咸阳和大梁筹建类似于稷下学宫这种半官方组织的大学府，但最终受制于剧烈动荡的形势和大秦官僚们的蓄意阻挠，半途而废。

那个时候宝鼎就已经预见到大秦在完成疆域上的统一后，很难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不过当时他并未意识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战国文化竟然是导致帝国崩溃的深层次原因。

春秋战国的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诸子百家各有其长，但其中显赫者还是墨家、道家、法家和儒家，尤其道家、法家和儒家更是人才辈出，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

以法家为例，商鞅“任法”，申不害“用术”，慎到“重势”，到韩非则集“法、术、势”而大成。

儒家则是自孔子始，到子夏开创西河学派广为传播，其后有曾子一派主张“修身治国”，而孟子则主张“王道”和“仁政”，到了荀子则主张以“礼”治天下，以“仁义”和“王道”来统一天下。

今日大秦朝堂上，“礼治”和“法治”之争是主流，而“师古”和“从今”两种治国理念更是激烈碰撞。

“礼治”一派主张“师古”，从周礼，封土地，建诸侯，他们的背后有豪门贵族的支持。

“法治”一派主张“从今”，以法治国，中央集权，他们的背后是帝国的皇帝，还有以武烈王公子宝鼎为首的坚持“大一统”理念的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处在帝国权力的颠覆，拥有强悍的实力，但正因为傲视群雄，才有高处不胜寒之忧，只要一步错，则万劫不复。

四月中，宝鼎要离京赶赴北疆，临行前，他向始皇帝辞别。

始皇帝很憔悴，给人一种身心惧疲的感觉。帝国统一，国事繁忙，而始皇帝又事必躬亲，岂能不累？

宝鼎劝他，“过去陛下审阅的是一个王国十几个郡县的奏章，如今帝国有三十多个郡国，每日奏章无数，陛下通宵达旦，身体如何支撑？”

想到历史上始皇帝在十二年的时间里五次巡视天下，巡视途中依旧不知疲倦地处理国事，过度劳累恐怕就是他五十岁便撒手归西的重要原因。

“朕也想增加人手，也想让中央诸府有充足的人员，但财政拮据，短期内恐怕很难改变目前的状况。”始皇帝抬头看看宝鼎，笑道，“如果你能留在京师就好了，朕或许就能轻松一些。”

宝鼎苦笑，“北疆形势没有取得根本性好转，南北战争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回转京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现在，一帮老将云集北疆，很多事情变得异常复杂了，我必须亲自坐镇大行辕，以确保北疆局势在可控范围之内。”接着他指指案几上的文卷，对始皇帝建议道，“太子在外征战多年，文武兼备，适当的时候陛下也应该让他帮忙处理一些国事。”

始皇帝的眉头微微皱起，眼里掠过一丝不满之色，“当初谁让他拜淳于越为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