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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4页）

日口头的说法作补充，如果有必要，甚至还可以用一些文言词语作补充。在

所有类型的作品中——诗歌、书信、笔记、译文、报刊文章，甚至墓志铭—

—他们都应当只用白话。经过不断练习，用白话写作会逐渐变得容易。关于

文学创作的“方法”，胡适认为新文学的题材应当拓宽，要包括一切阶层的

民众，并且认为实地观察和个人经验，再以生动的想象加以补充，应是写作

的先决条件。

虽然胡适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语言工具和文学技巧，但他对他建设性建议

最关键的部分——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却不置一词。和陈独秀不同，胡适

不大愿意就他所认为的中国现代读者最理想的新文学类型，作详细的说明（不

管怎样笼统的说明）。这可能是由于胡适比陈独秀更少成见，不那么固执已

见。①但是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对他来说，文学革命实质上是

一场语言方面的革命。但是，已经开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变中国文化

的内容，而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陈独秀理解两种革命——思想革命

和文学革命——之间的这种关键性联系，并使这种联系得以实现。相反，胡

适则从来没有像《新青年》其他领袖那样，投入反传统主义的事业。他在学

术上全神贯注于语言，使他因而奇怪地没有觉察到它的思想实质。

就胡适个人所关心的目标而言，文学革命是完全成功了。白话逐渐用于

迅速增多的所有新文学报刊。１９２１　年，教育部通令小学教科书一律用白话。

反对派起来得太晚也太软弱无力，“文学革命大军”轻而易举地便将它击溃

了。林纾给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长信，是在　１９１７　年发动文学革命之后几乎两

年才写的。胡适的老友和对手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驌创办的《学衡》杂志，

到　１９２１　年才出版，那时白话文早已成了“国语”。当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章

士钊于　１９２５　年在他的《甲寅周刊》上放最后一炮时，胡适和吴稚晖在他们的

回答中甚至没有认真对待他；新文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完全可以

用戏谑的口吻哀悼老章和旧文学的“死亡”。

除了进行人身攻击以外，反对派的论点集中在几个有关的问题上。《学

衡》派反对胡适的进化论观点，坚持说，在进化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几种文学

——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不一定比以前的文学好，也不能

①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　32　页。

取代早期的文学。①因此每一种文化的古典遗产都应予珍惜，因为它为改变与

改革提供基础。作为中国古典遗产的主要媒介，文言不能完全被白话取代。

林纾更进一步争辩说，如果对文言文没有全面的知识，作家们就不可能创造

出一种白话文学。

这些论点显然都倾向古典主义，至于《学衡》派，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

思想印记也很明显，他要求他的中国追随者“保存包含在中国的伟大传统中

的真理的灵魂”。②但是在这热情奔放的破除迷信的新时代，这种理性地保卫

传统的主张无论想得多么周到，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要求革命变革的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