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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宫内府大臣宝熙告诉我,关东军司令部派了人来,以大使馆名义向我提出抗议,说昨天武装的护军去车站,是违反“满洲帝国”已承担义务的前东北当局与日本签订的协议的,这个协议规定,铁路两侧一定范围内是“满铁”的附属地,除日本外任何武装不准进入。关东军司令官——不,日本大使要求保证今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
这件事本来是足以令我清醒过来的,可是日本人这时还很会给我面子,首先是没有公开抗议,其次是在我派人道歉和做了保证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但更主要的是它给我规定的许多排场,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以致我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最使我陶醉的是“御临幸”和“巡狩”。
按照关东军的安排,我每年要到外地去一两次,谓之“巡狩”。在“新京”(长春),我每年要去参加四次例行仪式,一次是去“忠灵塔”祭祀死于侵略战争的日军亡魂,一次是到“建国忠灵庙”祭祀伪满军亡魂,一次是到关东军司令部祝日皇寿辰“天长节”,一次是到“协和会”参加年会。这样的外出都称之为“御临幸”。就以去“协和会”为例,说说排场。
先说“卤簿”——即所谓“天子出,车驾次第”,是这样的:最先头的是军警的“净街车”,隔一段距离后是一辆红色的敞篷车,车上插一小旗,车内坐着“警察总监”,再后面,是我坐的“正车”,全红色,车两边各有两辆摩托伴随,再后面,则是随从人员和警卫人员的车辆。这是平时用的“略式卤簿”。
在出门的前一天,长春的军警、宪兵先借题逮捕“可疑分子”和“有碍观瞻”的“游民”。市民们根据这个迹象就可以判断是我要出门了。到了正日子,沿途预先布满了军警,面向外站着,禁止路人通行,禁止两旁店铺和住家有人出入,禁止在窗口上探头张望。在“协和会”的大门内外全铺了黄土。车驾动身前,广播电台即向全市广播:“皇帝陛下启驾出宫。”用中国话和日本话各说一遍。这时“协和会”里的人全体起立,自“总理”以下的特任官们则列队楼外“奉迎”。车驾到达,人们把身子弯成九十度,同时乐队奏“国歌”。我进入屋内,先在便殿休息一下,然后接见大臣们。两边侍立着宫内府大臣、侍从武官长、侍卫处长、掌礼处长和侍从武官、侍卫官等,后来另添上“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用的桌椅以及桌布都是从宫内府搬来的,上有特定的兰花“御纹章”。自总理以下有资格的官员们在我面前逐个行过礼,退出。走完这个过场,我即起身离便殿,此时乐声大作,一直到我进入会场,走上讲台为止。在这段时间内,会场上的人一直是在台下弯成九十度的姿势。关东军司令官此时在台上的一角,见我上台,向我弯身为礼,我点头答礼。我上台后,转过身来向台下答过礼,台下的人才直起身子来。此时宫内府大臣双手捧上“敕语”,我接过打开,向全场宣读。台下全场的人一律低头站着,不得仰视。读完,在我退出会场时,又是乐声大作,全体九十度鞠躬。我回到便殿稍息,这时特任官们又到楼外准备“奉送”。把我送走后,全市街道上的扩音器则又放出“皇帝陛下启驾还宫”的两国话音。我到了家,扩音器还要说一次:“皇帝陛下平安归宫。”
据说,这是仿效用于日本天皇的办法。在我照片上做的文章也是从日本搬来的。我的照片被称做“御容”,后来推广适应日本人习惯的那种不中不日的“协和语”,改称之为“御真影”。按规定,在机关、学校、军队和一切公共团体的特定处所,如机关的会议室,学校的校长室里,设立一个像神龛似的东西,外垂帷幕,里面悬着我的照片和“诏书”。任何人走进了这间屋子,都必须先向这个挂帷幕的地方行礼。在居民家里,虽无强制悬御真影的法令规定,但协和会曾强行派售过我与婉容的照片,并指定要悬在正堂上。
这种偶像崇拜教育的施行重点,是在军队和学校里。每天早晨,伪满各地的军队与学校都须举行朝会,要行两次遥拜礼,即先面向东方的“皇居”(东京日本天皇的地方),再向长春或帝宫方向,各行一个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礼。此外逢到“诏书奉戴日”即颁布每个诏书的日子,还要读诏书。关于诏书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规定,还有外地“巡狩”时的种种排场,在这里我不—一赘述了。总之,日本军国主义者把这一套玩艺做得极为认真。据我的体验,这不仅是为了训练中国人,养成盲目服从的习惯和封建迷信思想,就是对下层的日本人也是一样。日本关东军曾经几次利用我去鼓励它的臣民。有一次我到阜新煤矿,日本人曾把日本工头召来,让我对他说几句勉励话。这工头受此“殊荣”,竟感动得流出眼泪。当然,我这时更觉得有身价了。
使我终于产生最大的错觉,自认有了极高的权威的,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访问日本之后。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丸来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舰时,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条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我已受宠若惊。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的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并为我设宴。在我拜会他们后他又回拜了我。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了祝贺,又同格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还参拜了“明治神宫”,慰问了日本陆军医院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我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了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到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
“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又十分巴结地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请担任接待的林权助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这时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昏昏然中,我一回到长春,立即发表了充满谀词的“回銮训民诏书”,同时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完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也没预备讲话稿,到了时候却口若悬河。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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