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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2＇

鲁道夫·宾尼恩（Rudolph　Binon）在1970年代初期为《德国人中的希特勒》（Hitler　Among　the　Germans）这本书作研究时，曾到普希位于慕尼黑的别墅拜访，希望他能指认希特勒早期随员中一些比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忆这次会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倾向，因为他性喜窥探；而且希特勒在政变之后，比较不受到众人注意，这时他和希特勒很亲近。他告诉我说，希特勒从维也纳一名妓女那儿感染到梅毒，因为（别诧异！）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开始解释希特勒的性行为是属于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转移话题，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们必须忍住，到最后时刻抽出来，’他睁着大眼睛，以柔和嘶哑的声音说，然后演戏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凄惨的心理道德苦难，‘但是希特勒太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在关键时刻抽出来。’这实在很诡异：解释希特勒的问题，变成普希苦难的诉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难，包括希特勒），对于他自己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而希特勒却失败，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骄傲或满足。”＇3＇

普希或希特勒为什么认为射精会造成感染？绍丁第一次以显微镜看到梅毒螺旋体，确定传染的媒介，到这时不过才三年。一般人对于梅毒是如何传播的，仍抱有许多生物学上不正确的观念。射精会造成感染，这是好几个世纪前的观念，它认为梅毒只会进入软弱的###。17世纪，蒙彼利埃（Montpellier）医学教授团的成员弗朗索瓦·朗尚（Francois　Ranchin），写过一本专门讨论梅毒的书，他警告说要避免从“堕落的女人”那儿感染，“男人的###要保持坚挺，不要软软的，否则就会像海绵一样吸取感染液体，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用。”＇4＇普希的话，证明那个时代还是这么认为。

啤酒馆政变之后，希特勒被关在兰兹贝格（Landsberg）监狱，他写出《我的奋斗》（Mein　Kampf），其中有13页关于梅毒，认为这是种族未来的一大威胁。有一段是关于妓女，这段自白与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样：“结果就是那个人得到不愉快的惊奇，甚至完全毁坏他的脑，想不出是哪个女人给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这样的城市，这不足为奇。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要处理这些从乡下来的访客，他们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5＇希特勒自己也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不愉快的惊奇？

维森塔尔问自己：战争最后几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吗？罗恩·罗森伯姆（Ron　Rosenbaum）在《诠释希特勒》（Explaining　Hitler）一书中，通过各个传记作家的结论，尝试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质。他发现维森塔尔在1980年代以堂吉诃德式的方法搜寻幽灵般的梅毒螺旋体，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个寻找圣杯的例子：为他反闪族寻求解释。维森塔尔根据第三手的传言，猜测是维也纳的妓女传染的，并且确定是犹太妓女。罗森伯姆认为这样太没天理：将大屠杀的重担都放在“那个可怜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6＇，实在很不公平。

维森塔尔于1989年出版他对希特勒梅毒的调查结果，这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慕尼黑议会议员赫尔·法克勒（Herr　Fackler）不经意地说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经有20年。资料来源还是普希，他告诉法克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驻扎在法兰德斯（Flanders）时差点遭受军法审判。他被控“自残”，说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据普希的话，希特勒证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军法审判。

维森塔尔的第二个来源更进一步说明问题。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罗纳德医生（）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奥地利同事，这位同事的父亲说曾经为年轻时的希特勒治疗过梅毒，据云感染自犹太妓女。1938年之后，德国特务没收这位医生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历资料。罗纳德另一个资料提供者则更重要：他访问过博多·斯皮托夫（Bodo　Spiethoff）教授——耶拿大学第一位皮肤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求诊治疗梅毒。1977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罗纳德写的一封信，他说根据伦敦著名的性病学专家安维尔·戴维斯所言，希特勒因为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20年来曾经断断续续接受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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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3）

安维尔·戴维斯以研究水银和铋在血液检测的效应而出名，并有一篇专题论文探讨女性子宫颈下疳的各种位置，所以不难找到他的言论。不过，只在脚注中发现艾伦·怀克思（Alan　Wykes）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男子旅舍中出过玫瑰色疹子，线索就此中断。怀克思著有一系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包括两本关于安维尔·戴维斯和希特勒红疹的故事的书：《医生与他的敌人》（The　Doctor　and　His　Enemy；　1966）和《希特勒》（Hitler；　1970）。

安维尔·戴维斯在1963年的访问中，提到下述故事与怀克思有关。有两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世，为了保护当事人，姑且叫“史蒂芬”（Stefan）和“丹尼尔”（Daniel），他们于1910年4月一个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Meldemannstrasse）二十七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斯图加特（Stuttgart）的皇家旅馆，他们对戴维斯讲了这个故事，那里的居住环境比在维也纳好多了，虽然“男子之家”当时算是不错的旅社，有独立客房和公用的厨房，房客一起做饭吃。这两个人跟英国医生提到他们认识希特勒，他的照片贴在旅馆的公布栏里。后来，他们一起喝一瓶酒，他们问他的职业；当他说是性病学家，他们就承认年轻时都得过梅毒，还说他们的同胞希特勒也得过。

安维尔·戴维斯告诉怀克思另一个有趣的资料：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国眼科专家维克托·克吕克曼（Viktor　Kr焎kmann）聊天，他说曾经在帕泽瓦尔克（Pasewalk）治疗过希特勒，因为英国毒气伤害了希特勒的眼睛。当时就发现希特勒染有梅毒，还随便给他一些现成的疗法，在感染八年之后，这些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根据怀克思所说的，1965年，克吕克曼写下他的诊断：“神经出现症状，显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迹象。我建议应该检查这个人，证实后予以治疗。他将可以恢复视力。”＇7＇克吕克曼说，希特勒当时接受性病治疗，纳粹领导人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后来销毁了记录。

虽然保罗·埃利希于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药胂凡钠明，但是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中，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用此药治疗。安维尔·戴维斯指出，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银治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这种药物的发明，性质可疑，而且商业广告夸大其效果”＇8＇，对于梅毒其实没有什么疗效。他指的是胂凡钠明吗？

怀克思提到希特勒在掌权初期，曾经请一位名叫康提（Conti）的医生治疗胃疾、头痛和失眠。1933年，李奥纳多·康提医生（）出任普鲁士政府医疗事务特别委员，后来，出任帝国健康领导人与帝国内政部健康书记官，他与希特勒出席会议讨论安乐死计划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安维尔·戴维斯提出假设说，《我的奋斗》表现出希特勒想要严厉的报复：“只报复犹太人社会那个传染给他的人是不够的，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做为惩罚。”＇9＇安维尔·戴维斯发现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这和他的仆从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说的一样。（莫雷尔的日记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已为安维尔·戴维斯提供了后期梅毒症候的线索。）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他也很快就会死，因为最后的胡言乱语显示脑皮层和脑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袭，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性全身瘫痪。躺在疯人院里的元首（fuhrer）（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无法成为德国人的救世主。安维尔·戴维斯下结论说：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狂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怀克思想知道，安维尔·戴维斯有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告诉别人？应该没有，否则英国情报机构Ｍ15一定知道，虽然他后来知道他错了。怀克思不禁想到，性病学家与军事策略学家合伙同谋，这是多么奇怪的合伙关系。

怀克思在第二本书中说得更详细。

史蒂芬和丹尼尔回想与希特勒争执，是因为他想“占用”一位名叫汉娜（Hannah）（不是她本名）的犹太妓女，可是他们已经付钱买下她那天晚上。他们痛击他的头和肋骨，将痛苦呻吟的希特勒扔到街上去，也把他的画和画笔扔到街上。汉娜在火车站附近的出入口工作，有时候一小时接四个客人。他们以香烟贿赂“男子之家”的看门员，可以无视“女性禁入”的禁令，让汉娜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指出，以前在汉娜身上看到淡红色疹子，以为是热疹或跳蚤咬的，后来疹子就消失了。

希特勒（4）

希特勒一两个星期之后回来，他们已不再生气，也就让他回来。他们注意到，当希特勒脱去衣服在炉边抓虱子，身上有粉红色的痕迹。他们也有，并且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和生病的感觉，所以他们去看医生，医生警告他们说这是梅毒，要用水银药膏治疗。他们“很兴奋又恶意地”说，希特勒可能就在他们吵架的那天晚上感染。

这两人深夜时喝了酒，回忆他们年轻时与独裁者有过的不愉快事件，如果以他们的话当作证据，这调查就有问题。基于安维尔·戴维斯性病专家的声望，这两个人可能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们最好避免引用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

安维尔·戴维斯这段话可能是针对希特勒后期的疾病：“脑性梅毒会导致夸大狂，面对任何挫折困境总是可以增强信心去克服，面对潜伏着毁灭性的大灾难，仍是以救世主胜利的心态从中看见光明的前途。”＇10＇

希特勒严密掩饰他的性生活，可以说相当成功，以至于找不出任何他有性活动的证据，而传记作家对他有各种猜测，包括禁欲守贞、性无能、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待狂、被虐待狂及恋童症等。学者将他的许多随员列入有性关系的名单，包括外甥女葛莉·劳巴尔（Geli　Raubal）、他的同伴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仆役注意到他们没有性活动），许多男性（洛塔尔·马赫坦在《希特勒的秘密》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甚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子——这是瓦格纳的曾孙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11＇大多数人都认为，希特勒性欲很低，这很不正常，不过也只是猜测而已。

根据希特勒当时的友人古斯特尔·库比思克（Gustl　Kubizek）所述，希特勒在维也纳时非常迷恋嫖妓，他们讨论性可以谈几个小时，他曾经两次带希特勒到“藏污纳垢的场所”，那里街上的妓女坐在窗户前勾引顾客。库比思克回想，有一次逛街之后，希特勒训诫他妓女的祸害和危险。大多数学者认为，希特勒在维也纳只是在理论上对性有兴趣。例如，埃恩·科萧（Ian　Kershaw）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希特勒24岁离开维也纳时还没有性经验”。＇12＇但是他如何肯定，希特勒没有偷偷溜去玩一次？

为什么希特勒直到最后时刻才和爱娃完婚宣誓“至死不分”，然后双双自杀庆祝蜜月？希特勒以前曾经郑重宣告，他只与德国人结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梅毒，会遗传给子孙，害怕生出退化和精神错乱的后代？

维森塔尔咨询的第二个梅毒学家博多·斯皮托夫教授，和安维尔·戴维斯一样，在梅毒学领域非常有名。他研发新药“司脱瓦索”（stovarsol），治疗出疹阶段的梅毒，也研究使用肝脏抽取液以防止肝脏受损。在网上搜索，可以在耶拿大学的首页上发现斯皮托夫，他于1919年担任耶拿大学皮肤科和梅毒科的第一位主任（尼采的医生奥托·宾斯万格在耶拿大学的最后一年）。斯皮托夫教授离开耶拿大学之后，成为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传记作家罗伯特·魏特（Robert　Waite）写道，德国医学界盛传斯皮托夫为希特勒治疗因为梅毒引起的心理失调。＇13＇他说耶拿的医学权威找不到希特勒的治疗记录，但是正如怀克思所说的，斯皮托夫的诊疗记录被弗里克没收销毁。如果弗里克没收斯皮托夫的记录，他就知道希特勒治疗梅毒的详情，这一点关系重大。

《我的奋斗》：梅毒在希特勒政治议题中的地位

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写道，“有种奇怪龌龊淫秽的气味”从《我的奋斗》中散发出来，“在难以置信的、透露实情讨论梅毒那一章”最是强烈。＇14＇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以大篇幅热情洋溢地要对抗梅毒，谴责以前的领导人没有对抗这种疾病，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只要几个世代就可能摧毁人种。希特勒在这几页的构想，包含不正确的医学假设、流传的民间知识以及反闪族主张，再加上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染梅毒的人数急遽增加，没有趋缓的迹象。

希特勒的政治议题很清楚，但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感染梅毒，明白这对他已经太迟，因此增添他的挑衅行为。他写这些段落时，知道体内有梅毒的毒素，认为血液与血管已经永远被污染了？当他写这些的时候，他是否这样考虑自己：“然而：谁知道他是生病还是健康？不是有许多患者表面上治愈，自己却不知道已留下可怕的祸根。”＇15＇他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大都不重视《我的奋斗》，认为是文笔不佳、不成熟、不合理的著作。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他说他只对战争年代的希特勒有兴趣。）如果仔细琢磨上下文，《我的奋斗》包含大屠杀的理由和令人心寒的计划。

希特勒（5）

1924年，希特勒在兰兹贝格监狱中，从啤酒馆政变失败的领导人变成全国英雄。支持者送给他许多腊肠和水果馅饼，狱方必须用一个房间来存放他的食物。他开始掌控法院，并且向同牢房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口述他的回忆录，打在由忠诚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的媳妇温妮费德（Winifred）所捐赠的纸张上。这本书叫《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Four　and　a　Half　Years　of　Struggle　Against　Lies；　Stupidity　and　Cowardice），最后改名为《我的奋斗》。总共印了一千万本，国家赠送每对新婚夫妇一本。在销售量上仅次于《圣经》，《我的奋斗》使希特勒成为富翁。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于梅毒有三个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民间看法。第一个是梅毒可能遗传好几个世代。“梅毒脏东西”会传染给微生物、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