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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2）

于是，10万元成了为杨助选的“利器”。

第三轮选举投票中，在第二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杨，反败为胜，当选村委会主任，成一村之长，当上了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官，但事实上并不在国家官员序列的名义上的“村官”。

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考量

10万元，在中国乡村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义乌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是市府五六个局长级公务员一年的薪水。

10万元，对杨而言，也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数字。杨坦言，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这笔钱，他能为10个工人发放一年的工资。因而，他掏出这笔钱的时候，不像外界说的“不在乎”。

那么，杨为什么舍得10万元捐资参政？有所舍，就应该有所得，那么杨能得到什么？

在谈论村政的过去时，杨在表达他不满意的态度的同时，提到他捐资参政的原因。

上杨村临近市区，差不多寸土寸金，800余户的村庄宅基地异常吃紧，有钱也没地方盖房子，村里130户人家做制笔生意，厂房和民用住房混合在一起。杨虽然有一栋三层的小楼，父母却不得不寄宿在叔父家中，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回家，连个窝都不容易安排。

在此情况下，有村民提出另外规划新村，整体搬迁到别处。但是，个别在村政中拥有话语权的村官，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同意新村规划的建议。

杨感到，“只有自己掌握了权力，才能为自己和多数人谋取合法权益。”

仅仅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促动杨拿出10万元。

杨是上杨村铅笔制造业的排头兵，由于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的产品的创新没有好的办法加以保护，被克隆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的损失在这个方面很大，克隆他的人也挣不了大钱。可是他没有好的办法阻止这一切。他想到，要是当了村长，有了发言权，他就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技术创新，一起致富挣大钱。

一名制笔的村民说：“假如这个想法实施了，他一年多挣的钱可能就有10万元。”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杨还有政治上的需求。

于他，这个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被承认。

杨的父辈祖父辈都是农村的木匠，忙时务农，闲时做工。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乡绅治理下的农村，和乡镇政府管理下的农村，出人头地过。而村长，在乡村，绝对是有头脸的人物。

杨说，他不是冲着这个虚荣来的，但他不否认他渴望这样的光荣。“我当村长，还是想为整个村子谋取利益，我的政治抱负在整个上杨村。”

道德权威让位经济能人

村民的选票是否冲着10万元的捐赠？

在上杨这个年销售额将近一个亿的村庄，受访的村民一般都以蔑视的表情否定了记者的疑问。

据称，上杨村从1997年大规模制笔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穷的人家也有四五万的存款。只要劳动，就没有过不好日子的。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杨捐赠的10万元平均到每个村民头上，能在选票上引起的反响就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大了。

一个村民说，“那么一点钱，还收买不了我的选票，关键觉得，杨保伟是个能人，跟他干，村里发展会快起来。”

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据悉，上杨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怀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

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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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3）

其实，早在三年前，义乌的一个乡镇就有一个私营企业主捐资参政。

蒋说：“以前我们没有在意，今年较为普遍地出现，我们就必须有态度了。我们请示了市委，最后一致认为不是贿选，所以，我们持两不态度：不提倡，不反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说，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

据悉，经济能人在竞选村官中战胜道德权威的例子在中国的一些乡村随处可见。

新富参政是必然趋势

“老板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反复强调他的这个认识。

他说，新富参政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一生，留个好名声，过过村官瘾，让家乡热土变变样。比较而言，通过当村官捞一把的人很少。

在他个人看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站出来竞选村官，至少应当看到这些老板有能力的一面，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成为“领头羊”，只要选举程序合法，且他们在当选后能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应当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