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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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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4）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庆幸，就在两天前，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把那两大木箱的中共中央文件运走了！

敏感的中共中央，在向忠发被捕之前，就已经察觉到形势紧张，恒吉里的机关可能不安全，所以采取防范措施，预先运走了那两大木箱中共中央文件。不过，中共中央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中共中央文件运走的翌日，向忠发就被捕，而且向忠发马上叛变，供出了恒吉里中共中央机关……不然，中共中央会在运走文件时，会立即通知张纪恩转移的。

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那天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及“当时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又名黄木兰）”的回忆：

“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在巡捕房做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十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手指头，六十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十一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住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午夜一点，我们布置在恩来住宅周围的装作馄饨担子的特科工作人员，看见巡捕带着向忠发来了。向忠发有恩来的房子钥匙，他们看见向忠发带着手铐，去开恩来的门，结果里面已经没有人。真险哪！”

邓颖超也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

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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