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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可以说，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从那时起，差不多过了30年。回过头来看，需要指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压力下，没有屈服。但是，这种压力毕竟不同于国内困难形势的压力。

刘少奇访苏归来，马上就投入到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工作中。

在周恩来、李富春的倡议下，国家计委在《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一方针，并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至此，开始了为期4年的国民经济大调整。

八字方针已经提出来了。但情况明了吗？

情况不明，不可能正确地对八字方针进行认识，更谈不上切实地贯彻实施。

于是，1961年就成为建国以来的第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刘少奇走在了前头，也深入到了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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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1）

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让全国人民惊奇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少见的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度过，而是分散在各地同当地群众一起：毛泽东在上海，刘少奇在长沙，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外地，为什么？报纸上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们心系全国人民，与民同乐，也要与民共苦，更要与民共渡难关……

3年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他们想知道……

农村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每个人的脑子里不能说是一笔糊涂账，但至少是不甚清楚，或者知之甚少。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提出后，怎样贯彻执行，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困难局势？怎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首先必须对形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最先下决心的是毛泽东，在1960年底1961年初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一再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宣布1961年为“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因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会后，毛泽东就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旨在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和所属各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集东北局、华北局和西北局三个中央局和所属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同样是农村工作问题。

3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汇报，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同一天，毛泽东建议“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并召开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农村工作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第二天，刘少奇就飞赴广州。

到广州的当日，刘少奇就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说：群众提出他们对多购少吃很有意见，要求丰收、多产情况下可以多购，但他们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产少购少吃。我们对于多产的，应该有所奖励，国家应该采取这个政策。按劳分配，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问题上，就是说多产的要能够多吃一点，多用一点。增加收入的问题，不但贫队要增加收入，富队也要增加收入，这样他们才满意。我们不是提出，要让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吗？如果让富队不增加收入，那就达不到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

毛泽东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2）

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主张。3月19日，他在会议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专门谈了调查研究的问题。

刘少奇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下了决心：“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

广州工作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领导人、各大区领导人纷纷走出办公室，走向乡间农田、工厂车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去河北邯郸；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邓小平、彭真亲率5个工作组在京郊顺义、怀柔等等。这一年是建国以来全党调查研究规模大、范围广、涉及面宽并卓有成效的一年。

4月1日，广州会议一结束，刘少奇就到达长沙，开始了为期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下乡前，刘少奇特地对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等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减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就这样，刘少奇一行乘坐两辆老式的苏联产伏尔加越野吉普车，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走乡串户，了解民情。

车子时开时停，刘少奇不时下车，张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他并没有看到报纸上所宣传的人声鼎沸的生产场面，也没有看到密植的“高产田”。相反，他看到的是荒芜的水田，农田里没有多少人在耕作。与家乡阔别41年，刘少奇竟没有丝毫游子归乡的喜悦之情，却越来越沉甸甸的……

刘少奇到达的第一站是湖南省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视察当地的“万头猪场”。

当刘少奇走进所谓的“万头猪场”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猪圈又脏又乱，臭气熏天，只有几十头瘦瘦的、病歪歪的猪哼哼唧唧地转来转去。与所宣传的相去甚远，这哪里是什么实事求是？分明是弄虚作假！刘少奇一挥手：“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

随行人员一看，这里到处脏兮兮、乱糟糟的，怎么能住呢？四处看了一下，他们只好把刘少奇的住处安排在猪场的一间饲料房里，找来门板，准备架床，却找不到像样的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