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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那天岚坐在沙发上凝视我很久，她穿着那件和我一起买的雪蓝色的连衣裙，被包扎好的我大着舌头说了些不知所谓的话，她没答理我。我坐在地上，已经醉眼朦胧了，她站起身，又看了我好久，然后她走过来轻轻抱住我的头。我把耳朵贴在她的小肚子上，忽然悲伤得不能自已。

“罗亭，你为什么要这样？！”半夜她在噩梦中惊醒，高声呼唤着那个少年的名字，她穿着睡衣跑出卧室，泪如雨下地一把抱紧被她惊醒的我，然后又慌张放开，疾步走回卧室，关上门，我听到门反锁的咔嗒声。

那天我才知道那个少年叫罗亭，像是个妞的名字。

第二天岚一早就去上课了，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听着岚起身梳洗的动静心头又是一阵剧痛。岚梳洗完来到我身边，我脸冲里，一动不动地睡着。我感觉岚站在我背后很久，我知道她在看我。她轻轻呼唤我的名字，我没动，她就不再叫了，我听到方桌上铺开纸的声音，听到笔在纸上沙沙写字的声音，我猜岚在留言。

然后岚轻轻打开门，门又轻轻合上，怕吵醒我的样子。

我抹去眼中溢出的泪水，缓缓坐起身，茫然地四顾着这个留下我太多幻想和欲望的一室一厅。

我站起身，来到方桌边，便条上是岚娟秀的字迹。

岚只写了很简单的几句话，意思是让我今天在她家好好复习，马上就要考试了，并一再嘱咐我要等她回来，她说她想和我谈谈。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已经被太保玛丽娅卖了，我以为岚依旧被我蒙在鼓里。我想谈又能谈出什么新花样来？还是留些悬念，尽快痛苦去吧。

我仔细将便条折好，放入上衣心口处的口袋，打开门，没有回头，离开。

后来我听说哑巴赔了不小的一笔医药费，被放出来时整条多伦路都轰动了。那时我已经在虹桥机场排队领到了登机牌，而李金鱼和赵大饼带着敬畏的眼神看着面无表情的哑巴昂首走来。他的黑色西装破了，衬衫也被扯开，露出宽大而单薄的胸膛，其嘴角的血渍更显出一身冷酷打手般的杀气。据说他朝李金鱼和赵大饼斜了一眼，两人马上满脸堆笑地朝哑巴挥挥夹着烟的右手，谄媚之态令人发指。太保玛丽娅旋风般从亭子间的木楼梯上冲下，一把挽住他的胳膊，心疼抚摸他脸上的伤痕，哑巴玉树临风地站在那，好像不是去蹲了一天局子的孙子，而是去逛了一天窑子还趾高气昂地回来呵斥女人的禽兽老子。众人看着哑巴和太保玛丽娅走上木楼梯，进了我的亭子间，门嘭地关上，窗帘哗地拉上，完全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那种嚣张。楼下的老太太麻将小分队连呼作孽，麻将的哗啦声挣扎着被湮没在哑巴和太保玛丽娅肆无忌惮的小床嘎吱声中。

就在那时，我的飞机起飞了，一切都很正常，没有发生我想像中的那一幕：岚跑到机场，劝我回家，我拒绝，不作任何解释，然后我们挥泪永别。

7

我离家时太保玛丽娅给了我三千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像太保玛丽娅这样的人势必会成为我的朋友，不需要任何理由，互相喜欢罢了。

下飞机后我走出机场，上了出租车，在司机一个劲地催促中却愣在当场不知往何处去。我想起临行前太保玛丽娅跟我说过昆明有个叫讲武堂的地方，她说那里很棒，很适合失恋的人独自体验痛苦。

于是一个小时后，十七岁的我怀揣三千块钱游荡在衰草丛生的云南讲武堂里，我看着锈迹斑斑的野战炮和摁满血手印的北伐军旗时，心中的确充满了凄苦。我惊叹于此处的荒凉落寞，蹲在野蝇四舞的长草间，默默流了一会儿泪。

当晚我住进中玉大酒店，之后的三天三夜我都躺在宽大柔软的床上，面无表情地换着卫星频道，浑身赤裸，拉上金色的窗帘，烟缸里烟蒂堆积如山，卫生间里永远放满一缸热水。总有小姐打电话到我房间问我要不要服务，一开始我慌张挂断，到后来犹豫挂断，直到最后我结结巴巴地问了一下价钱——五分钟后门铃就响了。当时港台烂片里的美女经常在失恋后立刻痛苦失身于他人，总有一只苍白的手用力抓床单的特写，我想那一只只抓紧床单的手表明了某种痛并快乐着的破罐子破摔的情绪。

当晚我的确怀着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在她上我下的体位中，在日夜渴望终于得偿所愿的亢奋中，在想起岚不日就将出嫁的失落中，用手抓紧了床单。“你怎么像女的一样？”经验丰富的她看着我紧抓床单的手，上下起伏，不慌不忙地问。我眼前一黑，就此告别了童子鸡岁月。第二天我醒来时感到前所未有的信心，十七岁的我已经成了男人，又没有任何责任要担待，这令当时的我备感鼓舞。身边熟睡着一个长发遮脸的姑娘，至于我是怎样进入，怎样完成了经常盯着岚时所幻想的那回事竟然全无了印象。那姑娘缓缓醒过来，一副不知南北，昏头胀脑的样子。

“包夜要多收一倍的钱。”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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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拿出钱，“我第……第一次。”我忽然说。

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当时所选择的表白场合以及对象未免太荒诞不经。但是更荒唐的是那姑娘揉揉眼睛问：“啊！？你真是个雏？”

我点点头。

那姑娘大为沮丧，她告诉我她们这行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那就是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破了雏的身，那就不能收钱，否则以后会没生意。姑娘说的信誓旦旦，我则相当内疚，几次想把钱硬塞给她都不行。

“你这不是断我以后的财路吗？”她杏眼圆睁地责问我。

我搓着手，相当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于是那姑娘提出一个方案，“这样，今天你再包我一晚，我只收你今晚的钱。”那姑娘耸耸肩说，阳光在其肩头熠熠生辉，金色光芒裹着她宛如一个掉下凡尘的天使。

我当即脱了裤子，再次冲入被窝。

我开始游荡在翠湖边拿着面包屑喂海鸥，因为这样的动作和场景符合一个失恋者应有的行为举止，十七岁的我趴在栏杆上，风吹动散乱在额前的长发，眼神迷离，叼一根烟，偶尔深呼吸。

在昆明混到五月一日，吃腻了气锅鸡和过桥米线后，在岚披上婚纱的那天，我搭车去了一个叫文山的地方，在文山小镇游荡时我偶尔哭泣，因为那实在太凄凉了，我，一个刚满十七的少年，每天都在毫无目的地行走。有人指着远处的山告诉我山后就是越南，我继而萌生了越过边境继续痛苦游荡的想法。我就是在那样迷迷糊糊的状态中走进地雷区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迈步在齐腰深的野草和灌木中，一只硕大的野鼠窜出，把我吓了一跳。我抄捷径地走出地雷区，重新踏上碎石公路，向中越边境走去。有当地人惊讶地向我跑来，拉住我指指我身后，我回过头才发现一块锈迹斑斑字迹模糊难辨的大铁牌子，上书：地雷区。

那是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我木然地站在通往边境的碎石小公路上，身后是一大片我刚刚踩过的地雷区。

中越战争时此处埋了好几层地雷，据说当时铺下去的地雷们麻木不仁，基本不炸，以致敌我双方都安全地踩在前一次铺过地雷的区域再铺上一层，当地人告诉我这一块地雷区可能有五层地雷，但战争结束后那些雷就变得敏感起来，怎么踩怎么响，且再也排不干净，索性就用铁牌子警示起来。据说每年都会炸死炸伤几个，但绝少炸到外来人。往往是当地路熟的老手走捷径，一次没炸，两次没炸，接着胆子大了，照着原先走过的小径吹着口哨赶路，就炸了。

我不寒而栗地站在路边，忽然醍醐灌顶地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我们都只有这么脆弱的一条命，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它。那一刻我方才明白罗亭的耍赖，是的，他可以被车撞死，可以病死，可以在残酷世界中被千万种危险不停攻击而最终难逃老死。但如果那样的话他的人生是完整的，因为他拼到底了，没有把一手臭牌一扔没种地说“老子不玩了”，直至我站在这块地雷区的铁牌子下，我才有点明白“活着”这个牌桌的威严性，最好不要耍赖扔牌，想翻牌的话只有继续打下去，也惟有此，我们的幸福和痛苦以及所有的生命体验才会被慈悲佛祖画上句号，省略号或者感叹号。

但罗亭自杀了，耍赖了，一扔牌说不玩就不玩了，那他再也没有机会翻牌，除了留给岚一个平凡的问号。遗忘的灰尘会慢慢盖住他的身影，在牌桌边人潮人海的喧嚣中，他的笑声会被立刻湮没，扯碎，消散在空气里，无人喝彩。

一个卖田七的小贩经过我身边，问我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