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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11岁的我成了一家之主

1957年的暑假，侨委大院到处贴满了大字报。连花园、操场上也挂满了大字报，就像迷宫一样，我们小孩儿就在大字报之间玩捉迷藏。有一天，一群情绪激动的大人喊着口号，冲进我们海棠院，冲进我家隔壁的阿姨李凯惕家。他们连推带搡地把李阿姨揪走了。我们小孩都很害怕，我躲进家里，隔着窗帘的缝隙往外看。我看到李阿姨愤怒挣扎着的样子。

李阿姨是个画家，她曾送给我两本她画的小人书（即连环画），在封面的作者栏上印着她的名字。我问妈妈：“李阿姨怎么了？”妈妈告诉我：“她说了错话，被人家当成了右派。”我问：“右派是什么？是反动派吗？”我妈说：“你们小孩子不懂。”

1958年，我四年级放暑假之前，妈妈告诉我下学期要给我转学校。我一听心里特高兴，因为自从育才小学转来外校的学生，风气好像突然变了。外校来的学生总是很强悍的样子，打架特别厉害。这时我同桌也转来一个女孩，她说的是天津话，碰到不懂的字她会操着天津腔问我：“这是吗字？”他们都能讲一些外界很好玩的见闻。所以，我也很想换个环境了。

小时候我总是受欺负的角色，在家里，如果我妈对我好，安弟为了争宠也会来打我。经过学校的熏陶，我渐渐也变得蛮横起来。暑假里的一天晚上，我跟安弟吵架，气急时我一挥手就打了他。我妈见了很生气，就重重地说我，好像还打了我，我一赌气就跑了，也学人家离家出走了。

其实这时我也不敢走远，也就在大院里到处逛。我无所事事地乱逛到很晚，忽然院子里传来妈妈的声音，她到处叫我“安哥——安哥”。任她怎么叫，我就是不出声。我妈找不到我，就走出了大院，大概是去我姥爷和舅舅家找我。天很晚的时候，我躺在一个石凳上看星星。我又听到妈妈一路叫着我的名字走回来，这时，我故意坐在路边，就让我妈给带回家去了。

两个弟弟已经睡了，我正倔强地站在饭桌前准备挨打，没想这时候我妈却趴在饭桌上抱头痛哭起来。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我爸也跟着抱着我妈的头，发出凄厉的哭声。他们哭得特厉害，简直就是号啕大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⒊　北京侨委大院的日子（5）

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忙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哭了一会儿，后来是我爸先站起来，他擦干眼泪，反而对我说：“这事和你没关系，你先睡吧。”然后，他就去安慰我妈了。我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躺在床上，脑海里仍浮现着我爸因工作劳累，以致头发全脱落的光头，颤抖着哭泣……我怎样也想不通，平时不苟言笑的爸爸怎么也会哭得这么伤心。

可能是累了，我很快就睡着了。

那个暑假过后，我爸和我妈就要下放去海南岛劳动了。

我爸后来告诉我，当时准备把我们也带去海南岛的，是吴君慈的爸爸吴济生叔叔及朱海燕的爸爸朱毅叔叔知道以后，都私下劝我爸我妈不要把孩子带去，海南岛的条件太艰苦了。我爸妈这才把我们留下，并请奶奶继续照顾我们。临走前，我妈妈对我说：“我们走了，家里你是老大，是一家之主了。机关里每个月会从我们工资中扣一百元给你们做生活费。你要学会记账，要常给我们写信。”

没多久他们就去了海南岛，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右派不右派的。后来明显感到机关里的叔叔和阿姨变得怪怪的，以前我有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会答我，现在我叫他们，他们却假装没听见不理我了。只有一个张春生叔叔经常来嘘寒问暖地关照我们，还大声叫我和弟弟们的名字，毫不顾忌，奶奶说：“张叔叔最好。”

我爸我妈走后，侨委管总务的叔叔就通知我们搬家。我们被指定搬到海棠院后面西南角一个小平房里，才十多平方米。一个双架床，我睡上铺，安弟睡下铺；奶奶和安末睡一个双人床；房子中间再放一个煤炉，家里就塞得满满当当的。我的床后面有一个很高的小窗，窗后是篮球场，窗外墙下是侨委大院的煤堆，煤堆很潮湿，于是，我们的后墙就有一圈一圈的湿的黑印子。

我的脾气从此开始变得很坏。我11岁，安弟8岁，刚上小学，安末才6岁。两个不懂事的弟弟常到处玩，每天吃饭都要找他们回来，有时叫遍整个大院都找不到，我就到处大声喊，着急了还打他们。

冬天时候，有一次我去上学，那天刮着西北风，看到大院门房的墙上贴着大布告说：吴昭被划成右派分子，彭光涵右倾，并说他们被下放到海南岛劳动改造。侨委有个叫小耿的通信员，从小是孤儿，没什么文化。小耿刚来侨委时才十七八岁，他天生一种怪病，经常要捡烧过的煤核吃，后来也不知怎么就被治好了。我小时候，曾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在侨委大院里兜风。小耿叔叔那时候20岁左右，也被打成了右派。40年以后我们在深圳相见时，他跟我说，“哎呀，你妈妈当年在被打成右派以前，进出侨委大院都是唱着歌的。”可是，从那段时间之后妈妈脸上常常挂着悲伤的神情，再也听不到妈妈的笑声和歌声了。

那时我姥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方脸，身材高大，腰板很挺。他喜欢下围棋，养盆景山水；小时候，他还教我描红，写大字。可那时他已中风了，腿也瘸了，拄着拐杖，表情木讷，很少说话。他和我舅舅、舅妈住在一起。有一次，我向舅舅发牢骚，说机关里的人很坏，翻脸不认人，叫他们“叔叔、阿姨”他们都不理人，态度很不好。但我每月还要去领生活费，我讨厌跟他们打交道。我舅舅一听就很紧张地对我说：你们小孩子不懂事，可别乱说话。如果让人家听到传出去可不得了。右派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你爸妈虽然犯的可能是工作上的错误，但人家是把他们当作敌我矛盾来看的。

舅妈是个上海人，跟舅舅是同单位的，在煤炭部。他们是给排水的工程师。不久，舅舅也经常到大庆油田等地出差，很辛苦。过了一两年，他和舅妈有了小孩以后就主动要求下放，到内蒙的乌达矿务局去了。

舅舅一家离开北京以后，我姥爷就请他的一个老棋友来照顾他，但那老先生也很老了。

侨委大院已经很少见到干部们打球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了。下班以后都各回各家，侨委大院显得冷清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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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1）

“阿哥阿妹情意长……”

我转学到太保街小学（现在叫做雍和宫小学），上五年级。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曹邦彦，他的样子像个军人。

曹老师留的作业特别多。在育才小学的时候，我们下午两节课结束以后，作业也就差不多做完了。从来没有觉得功课有什么压力，下了课就是玩儿。可是在这里，我每天做功课都要写到半夜一两点钟，课文要抄很多遍，还要背诵。为了写得快，同学们都用格尺在下面顶着写，这样写出来的字下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很难看。我不学他们，所以写得很慢。老师见到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