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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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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滨土地集中到惊人的程度。据湘阴、汉寿、沅江3县7个村的调查，仅占人口3％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61％。这还只是代表一般地区。较突出的如湘阴全县占户口％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71％；其中个别地区，几乎全部土地都为地主所占有。如锡安区康宁垸，地主占有全垸土地的90％以上。

第一章　　黑手高悬（7）

一切罪恶的剥削，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当农民谈及他们被剥削的情景时，凄惨地说：“没有田作啊，不受他们（地主）摆布，又怎么办呢？”是的，地主就是利用农民“没有田作”，对他们进行押金、地租、高利贷等多种剥削。这些剥削方法彼此结合，像一条铁链一样紧紧地束缚着农民。

地租租额，一般为每亩1石5斗至2石，形式上约占每亩常年正产量（3石到4石）的40％到50％，实际上要高到60％或70％。因为地主按“毛亩”索租，毛亩是包括了不能耕作的的房屋、路基、牛棚等地基，以及地主出租写佃约时，以少写多的虚数在内的。通常实耕田仅占毛亩三分之二，或更少些，这便大大加重了租额。

农民佃田时须先缴押金，每亩多为3石，是一种野蛮的额外剥削。地主们在计算押金时，又常“因时制宜”地将谷折钱，或将钱折谷，折的价格由地主决定。农民常因此负债终身或破产。

湘阴普庆垸地主李炳炎的佃户，永远忘记不了李炳炎是怎样地将押金以钱折谷，来加重剥削他们的。1945年，国民党政府宣布禁用银元。李炳炎硬把殷春生开始租地时缴的140块银洋的押金，折成了14石谷（当时市价每石谷仅三元）后，又嫌押金少，*生再拿出11石谷。自耕农王锡林是这样破产的：1932年，他借了李炳炎25石谷，第二年还不起，就被李炳炎利上加利，把12亩7分田（内有3亩祖坟地），全部夺去抵了债。田仍由王锡林种着，并逼着他拿出30石谷的押金，随即又欠了新债，不到几年光景，王锡林家里所有的树木、家俱、房屋等，便都成了李炳炎的财产。

李炳炎的剥削事实和本领，在滨湖农村，并不突出，用当地农民的话来说，还只是个三五百亩的“小角色”，他当然不能与“洲土大王”们相比，即使比起另一“小角色”蔡策勋，也还逊色。

蔡策勋是沅江二区五村的地主。1950年7月初，当有关调查人员从益阳经沅江到湘阴时，曾听到许多农民对他痛恨的控诉。这里只举一例：

1944年，日军侵入沅江时，风声很紧，蔡策勋把家务连同十几亩橘园及一块荒地，交雇工向菊秋代管，仓皇到亲戚家逃难。临走时他对雇工说，回来时平分橘园的产品。第二年蔡策勋回来了，向菊秋靠了全家辛劳，已把橘园培植得十分繁茂，挂满硕大的蜜橘，还有一个月就可丰收了。蔡策勋见财眼红，心生鬼计，硬说向菊秋偷卖了他的家具，把向菊秋押送乡公所去坐牢。邻居们同情向菊秋，把他保释出来。蔡策勋又使出毒手段。一夜，派枪兵逼着向菊秋离村，不走，就要拉出去打死。一场丰收的希望，变成了眼泪：向菊秋不但没分到蜜橘，一年工资也落了空，深更半夜，他带着妻儿，一步一回头地离开那即将丰收的橘园，叫着苍天，逃难他乡。这样，蔡策勋就独吞了300多担蜜橘，100多石红薯和10多石棉花。

至于那些“洲土大王”，如南县的汤东荪、湘阴的陈锡珊、沅江的王一华、汉寿的高耀林等，在他们所统治的大块地区上——他们都霸占着十几个到几十个垸子的大部或一部土地，绵延达数十里，农民就是他们的奴隶，任他们抢掠和屠杀。1946年，高耀林带着200多打手，武装抢劫全固垸农民的菜子，装满4只大帮子船。王一华常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强迫佃户提早缴租，缴不起的就记在账上，秋后以每石谷5斗利索还。1947年提早收租时，又东垸有个姓曹的佃户，被逼情急，打伤了两个催租的枪兵。第二天王一华即通知乡公所增派了两挺机枪，12个枪兵，捉住曹某，说他是“暴徒”，立即枪杀了。佃户们畏于王一华的淫威，只好忍气吞声，任凭摆布。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黑手高悬（8）

于是，在这号称米仓的洞庭滨湖区，出现了一幅罪恶与悲惨的图景：一面是洲土大王们的荒淫享乐，一面是贫穷佃户的怨恨悲鸣。湘阴陈锡珊用农民血汗换来的稻谷，填满了高大的“万石仓”，在长沙修建起美丽的洋房；沅江王一华终夜聚众狂赌，输赢动辄数百亩土地，酒海肉山的尽情挥霍，连家里养的两只洋狗，每天也吃10斤肉；南县汤东荪女儿出嫁时，餐餐“美援”大米，仅给女婿定制的一把金盒牙刷就用掉30多石谷——这够一个农民两年多的生活啊！

而那些农民呢？终年辛勤地劳动在土地上却不得温饱，成年不断的吃着碎米和野草。

当农民们缴不起租谷，押金被扣光了，家产荡尽，无力种田的时候，只有靠双手到柴山（未开发的荒洲）去打柴，或下湖捕鱼来生活。据调查，湘阴锡安区就有1万多樵民。1948年，到洞庭东湖打柴的有三四万人。渔民呢？益阳三区有1100多户；沅江全县3000多户，湘阴锡安区有8000户。洞庭11县樵民和渔民数目是很大的。

即使是渔、樵，也依然逃不脱残酷的封建剥削。这里是“强占山、霸管水”的世界。每个湖，每座山，都被强暴者掠为己有。沅江恶霸地主皮东清，曾强占过从沅江到岳阳间的大小鱼湖。汉寿“洲土大王”高耀林霸占有信阳洲等五六个柴山。

樵民们一天辛苦得来的柴，柴山老板（地主）硬要抽去20％至40％，人工、运费还得由樵民自己出。有的老板不要柴，按镰刀索柴课，不管你打多打少，每年（只有六七月能打柴）每把镰刀要缴谷4石左右。有一年在飘尾，一个姓王的大地主来收过一次；伪岳阳县政府来收过一次；国民党军官总队也来收过一次。这样每把镰刀收去了8石谷。樵民对哪个也不敢不给，有时双方争索柴课，发生殴斗时，遭殃的也是樵民。

渔民在湖里捕鱼，必须缴“渔课”，一般占捕鱼量40％到60％。“洲土大王”还购置专事巡湖索课的汽轮、木船，威风凛凛地在各鱼湖中来往巡视。1948年快过年了，沅江一区渔民余长生，还没有一粒米，乘夜驾船到日落滩湖，想捕点鱼换米过年。不幸被巡湖的碰上了，当场把鱼网扯得稀烂，鱼也没收了。湖主还吩咐保长罚了他5块银洋。他哪里拿得出？眼睁睁看着一家人的命根子——渔船，被湖主划走。

此外，渔民们还受着国民党的“月捐”、“渔业工会会员费”等征课，及鱼行的高利贷和佣金等中间剥削。

许多农民都说：“要说苦呀，他们（樵民和渔民）比我们还要苦！”

伴随着残酷的封建剥削，洞庭湖滨是一次又一次的水灾。有的垸子7年之中溃垸3年，也有一年内连遭两次水淹。1949年（当时尚未解放），滨湖11县共溃决堤垸441个，淹没垸田174万余亩；另有垸堤虽未溃决，渍水成灾的垸田253万余亩。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计减少稻谷产量1490余万石，使120余万灾民流离失所，很多人陷于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