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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激流冲跑了农民的房屋、牲口、农具，吞没了将要收割的稻禾，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这是天灾，但是，这天灾是由人祸带来的。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世界，解放一年后的滨湖农民，看得更清楚。1950年4月间，华容新生大垸的修复工程完工了，远近15000余农民赶来祝贺，并送了一幅生动的对联“六十年来，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个半月里，翻身农民挽垸，一举成功”。为什么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呢？农民们都说：往年修堤的经费都比今年多，真正用在堤上的最多超不过四成，其余的被堤务局委员们塞进腰包，或者是住旅馆、嫖*、吃大餐以“事务费”的名义报销了。要是像今年一样，真的把农民们拿出的修堤经费、渔课和贷款都用在堤工上，垸堤是能够不溃的。

第一章　　黑手高悬（9）

滨湖各垸均设有堤务局，解放前为地主劣绅把持。当权地主常把名义上东佃各出一半的修堤费，用虚报、挪移种种办法，全部或大部转嫁到佃户及小农户的身上。堤务局委员们并不将治水防灾放在心上，而是把堤务局当成贪污自肥和尽情挥霍的机关。就拿抢险来说吧，购买防汛器材的钱款，作为“事务费”——包括旅馆费、招待费、旅费等报销了，大水发来，便手忙脚乱的派枪兵拆掉农民的房子，收拾破被烂席，赶着农民去抢险。洪水冲垮了垸堤，委员们又可藉口“赔偿农民损失”，趁机发一笔“抢险财”。

各垸堤务局开支“事务费”通常占总经费60％以上。汉寿县太和垸堤务局半年的账目，各种事务费名目十数项，纸张费一项即为18石米，烟丝费是7石米。澧县七里湖地主周承霖当堤务主任时，曾利用修堤贷款，做了一笔生意。他以银洋2元1角1石谷计算，领了300石谷的“贷款”，只花1元8角钱1石，买到300石谷；待谷价涨到4元时，再把谷卖掉；又用这笔款，放了一次“拆息”（一种短期高利贷）。于是，周承霖由拥有200亩田骤增至700亩田了。这在滨湖官吏身上，是极普遍的事情。

再看，垸堤溃决时的事实：湘阴县十一区余家垸，地主易景山当堤务主任，1949年除按每亩收3斗堤费外，还向伪政府贷了700石谷和2两4钱金子的贷款。贷款经伪省参议员胡达、县参议员刘爱山层层贪污，钱款到垸子，又被易景山一伙预支了，堤却未修，也没准备防汛器材。农民们着急了，去问易景山，易景山说：“我们的土质好，浪越打土越紧。”

5月17日夜，大风浪来了，堤上的土一块块崩下来。农民们急忙找堤务局，易景山就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溜走了，眼巴巴看着溃了堤。接连又淹没了*、复兴、林新垸等3垸13000亩良田。

和丰垸1949年未溃垸。1948年水位比1949年低二三尺，垸堤本可不溃。水势正紧，堤务主任廖子成（地主）到外垸催租去了，留下他的走狗刘仕卿（堤工长）在局主持。6月20日有几个农民，发现在廖子成田的附近堤上，有漏洞浸进水来，当即鸣锣救险，刘仕卿极力阻挡。因为，按老章程，在谁田里堵口，谁出抢险费，刘仕卿想替主子省些钱财。他用手枪把农民赶散，随后就和一些狐朋狗友喝酒打牌去了。漏洞越冲越大，大水灌进了和丰垸，刘仕卿还在和朋友们玩牌。就这样，3万余亩即将收割的稻禾，2万多人民的财产，葬送在这个小流氓手里了。

洞庭湖在泣血，洞庭湖在呻吟！是天灾，更是人祸！

4、泣血的花赛圩

花赛圩位于安徽省郎溪县城西约20华里，紧靠南漪湖，周围45华里，17个自然村，分成三个行政村。据《朗溪县志》载，开国大土改前，这里计有男女人口2100人。这一带土质肥沃，有良田9800亩，但其中占总人口％的农民，只有土地900亩，不到总土地的1％，而恶霸大地主吴国光一家50人，仅占总人口的％，却占有99％以上的土地，即8900亩。农民们在吴国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谁养活了谁？”从这个圩里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答复了。

远在太平天国时，这一带居民流散，圩堤倒塌，满清的一个姓方的统领率领军队，*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之后，就到了郎溪，看见这一带地方好，就剥削士兵劳动力，修筑了永新圩，该圩有田2800亩，至解放初方家仍独占2000亩。花赛圩在永新圩之南，是永新圩的外圈圩，面积较永新圩大三至五倍，方家无力修筑，即奏请满清朝廷，由工部吏部会同拨款修筑。满清被推翻后，军阀们即组织湖丰公司，统一管理及收租等事。由张之洞的临栈经理计兴芳兼任经理。

第一章　　黑手高悬（10）

1924年军阀卢永祥部团长吴南陔（吴国光的父亲）与计兴芳熟识，由计出面，以3万元银币，将花赛圩卖与吴南陔，因该圩是公圩，为免地方的反对，在圩田中割出1800亩，“赠送”给郎溪育婴堂，以作掩饰，实际是私吞自肥罢了。从此花赛圩的农民在吴南陔的剥削下，过着更加悲惨的牛马生活。

吴南陔购得花赛圩后，采取暴力欺压手段，强征民工，修筑圩堤。当时军阀割据，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湖北、河南等地百姓都纷纷由家乡逃荒出外至此，劳动力非常低廉，吴南陔即以修圩有田种为饵，诱骗逃荒难民参加修圩、开荒。老百姓流血流汗，修好了圩，开出田地之后，每亩租稻却由“公”圩时代的40斤至80斤，一下增到142斤（其中2斤是给埂长的小租），平均约增加了一倍多。吴南陔又分段设埂长，帮助他统治农民，并实行史无前例的市亩制，原田亩八分的作为一亩上租，原来一亩的作为一亩三分。如此残酷压榨，不上几年，吴南陔的肚子就被农民的血汗胀饱了。吴南陔除嗜大烟外，拥有妻妾四人，荒淫无度。

塘埂头村有张、陈二姓，共52户，有祖产田306亩及村基一处。该村位于圩中心，四面环水。吴家独占了90％以上的土地，仍然还不满足，为求全部土地集中在他一人之手，强迫张、陈二姓搬家出圩，并威胁要毁掉房屋和村基。张、陈二姓根据铁证，涉讼四五年，花了好多钱，将外圩良田百余亩，悉数变卖，还卖了耕牛农具等，后来田产村基虽未被侵占，但全村已十室九空，濒于破产。

吴南陔为霸占张、陈二姓农民田产房屋，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1926年春，稻种已下地，吴南陔因张、陈二姓农民不屈服，没有达到霸占村基的目的，就将该村所佃种吴家田280余亩全夺回去。张、陈二姓贫穷以后，吴南陔用经济势力，分化农民，企图以600石稻谷高价，收买陈云泰瓦房八间。但农民们团结一致，未受利诱，农民们说：“张、陈二姓宁愿讨饭，饿死，不卖村基、房屋、田产与吴家。”仇恨的种子，深深埋藏在农民们的心里。

吴南陔在威胁利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以后，定下毒计，将张、陈二姓田亩四周筑起小埂，名曰张、陈二姓埂，与花赛圩隔绝，不许他们过水，大水时无法排水，天旱时无法戽水。如1934年大旱，吴家的田可从南湖引水灌溉，收成没有受到影响；张、陈二姓的田则因天旱欠收，使农民遭到很大困苦。又如1948年大水时，吴家的田可以排水，张、陈二姓农民的田只好被淹，结果，水越来越大，圩堤破了，使大家都遭受到水灾。

吴南陔除了筑小埂封锁张、陈二姓农民外，修大堤时，仍要强出劳动力。如1943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修徐湾大缺口时，吴南陔的儿子吴国光即利用武力，将该村张小宝、陈传春等10余人捆绑起来，并用枪打破陈其富的头，强迫上堤修筑。既然圩堤为大家共修，堤是大家修的，可是吴家又向有少数田的农民收修埂费，如北埂头徐姓一姓有田400余亩，每年要向吴家纳埂费稻每亩7斤，合计就要缴纳2800斤。

1942年大水破了圩，吴国光将圩田2000亩售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李寿雍，得田价米2000石，后又与安徽省建设厅长张宗良相勾结，买官殃民，修圩则用武力强征民工，每亩田征土200担。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黑手高悬（11）

除此以外，每逢大水破圩时，吴家乘机骗取上千农民盖章按手印，联名向伪政府请求救济。1948年吴家曾用这办法领了500担米，修圩的农民们连糠皮也未见